1896年，荣氏兄弟在上海的鸿升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起步资本仅为3000元。这是荣家走向商界的重要一步。当时的兄弟俩紧密合作，凭借稳健的经营，广生钱庄在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中逐步站稳了脚跟。虽然后来上海掀起了股市风潮，许多钱庄倒闭，但广生钱庄始终没有受到波及。其背后，是荣家兄弟对财务管理的严谨与持重，不做投机取巧之事。

然而，荣家真正的财富腾飞，是从面粉业和纺织业开始的。1902年，荣氏兄弟投资开设了第一家企业——保兴面粉厂。虽然起初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荣德生和荣宗敬坚韧不拔，历经磨难，逐步使企业做大做强，为中国民族工业打下了基础。只是，命运无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上海，荣家的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荣宗敬更因病去世。荣德生坚定地表示：“中国的产业，无论如何都不会卖给外国人。”这一声明，展现了他坚定的民族情怀。

随着抗战胜利，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解放战争中，荣家企业面临着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在1934年，荣家企业为保住资产，被迫以三、四千万的财产向国民党借款，最终却只得到280元的补偿。更严重的是，194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荣德生绑架案”，这件事让荣家深感痛苦，荣毅仁甚至被迫前往美国避难。

然而，尽管如此，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坚守，不走。”于是，在1949年，荣家没有随其他资本家逃亡，而是选择了留下，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荣毅仁已是33岁，他驾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看到解放军坐在街边休息时，他被那种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亲切态度所打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与荣毅仁多次沟通，帮助他解决了企业复工的困难。在此过程中，荣毅仁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工商业复兴的关心和支持。

1950年，北京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荣毅仁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提出了关于税收改革的意见。这一提案引起了党内的广泛讨论，表明政府对工商界意见的重视。在这一年，荣毅仁深感政治的昌明与社会的兴盛，自己和父亲的选择终于得到了验证。毛主席在一次与荣毅仁等人聚会时说道：“我们之间更熟悉，更靠拢了。”此言让荣毅仁感到深受启发。

1955年，荣毅仁再次赴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的执委会议。在会议中，毛主席与会并亲自主持了座谈会，针对工商界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提醒在场的“资本家”们，要放眼未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番话让荣毅仁深感触动。回到上海后，荣毅仁立即向市人代会表态，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利润投入到国家建设中。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来临，荣毅仁积极响应，交出了自己经营的所有企业，配合国家进行全行公私合营。解放后的荣毅仁生活在上海，虽然上海的商业气息浓厚，但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国家的未来。

1979年，邓小平与荣毅仁深入交流，探讨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希望荣毅仁能帮助引进外资。在这次谈话后，荣毅仁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最终这一设想得到了实施，并迅速取得成功。这一创举不仅延续了中国在旧时代的“信托公司”传统，还为中国对外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1986年，中信公司登上了世界五十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评为国际知名企业家的中国人。对于这一荣誉，荣毅仁谦逊地表示，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支持。

荣毅仁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与谨慎，尤其是在企业经营方面，他始终将信誉视为最重要的资产。他不仅重视公司的运营，更注重员工的培养与团队协作，使中信公司迅速崛起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直到晚年，他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并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

2002年，中信公司进行了体制改革，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纵观荣毅仁的一生，他以“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为准则，历经风雨，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也象征着新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崛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