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巧的是，秦朝有着极为浓重的地域歧视。

因此在当时，只有原本便归属于秦王朝的人们才会自称为“秦人”。

先前五国地区的人们还是以此前的国名代称。

如，后来的项羽便自称“楚人”。

除此之外，虽然秦始皇的确很看重个体身份与国家之间的一致性。

但另一方面，为了凸显“秦人”的高贵身份，秦始皇又有意识地在“秦人”和“非秦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

更重要的是，秦始皇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带有强制性的。

这也导致了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统一身份产生了某种拒斥感。

按照社会学家安德森的说法，身份认同的形成不能仅靠外力作用促成。

它还需要扎根于漫长演进的历史文化之中。

换言之，只有具有相同文化认知的人们，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共同体。

毫无疑问，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秦朝根本无法借助行政力量完成不同地区文化之间差异的整合。

因而也无法真正促成，同种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出现。

如此一来，“秦人”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称谓，不为后世认同。

但秦朝未能解决的问题，汉朝却有充足的时间处理。

众所周知，两汉王朝共迈过四百余年的历史。

在这四百余年中，汉王朝几乎接续了秦朝关乎实现大一统的种种措施。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文化层面全面推行儒家思想。

经由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汉朝完成了先秦因诸王割据状态，未完成的文化统一。

这也就是说，相较于秦朝，汉朝能够轻松地构建起属于自身的文化认同。

“汉人”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汉朝又为何要自称为“汉”呢？

是南江而非汉中：汉朝的关键转折

据《史记》记载，“项羽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

不难看出，刘邦是被项羽封地于汉中、巴蜀之地。

他由原先的沛公，晋升为汉王。

因而，易守难攻的汉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刘邦的根据地，理所应当也是汉朝的发迹之地。

此外，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汉”字本身指称的便是汉水。

即，发源于陕西西南部的汉江，与汉中也有点亲属关系。

如此一来，“汉族”这一名称的发源地似乎只能是汉中。

诚然，古代地名、国名存在着依据附近河流、山脉命名的可能。

帝王以发家之地命名部落、朝代的事例也不乏少数。

例如，只因在山西“唐”为大姓，从山西杀出一条血路的李氏家族，便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唐朝。

但倘若真要细究各种原因，便能发现“汉”只是借用了“汉中”的字。

真决定汉朝有无可能的地方，还是南江。

众所周知，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力量十分薄弱，根本没法跟项羽对抗。

但仅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刘邦就完成了统一大业。

这靠的并不只是汉中根据地的及时支援，还有张良在南江追上韩信的功劳。

司马光曾在《通鉴》中感叹道：“汉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韩信之功。”

此话或有夸张的嫌疑。

但毫无疑问的是，韩信对于汉朝建立的功劳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刘邦退居汉中后，韩信也在项羽营地遭受了冷待。

慧眼识人的张良则给了韩信一封推荐信，让他来封地找刘邦。

心高气傲的韩信怎么可能接受别人的推荐。

他自认为自己一身才华，不需要别人推荐也能做成大官。

因此，来到南郑的韩信压根就不打算用张良的推荐信，直接硬聘。

无奈，张良虽然能够做到慧眼识人，但其他人不一定能做到。

于是，自负一身才华的韩信只在刘邦阵营中受到了典客的待遇。

这事要放在其他才华横溢的人身上，指不定就拒绝了。

但韩信偏偏应了，还在夏侯婴的队伍中干得有声有色。

只不过，韩信不是以典客的身份做事，而是以大将军的身份干事。

不难猜想，韩信错位的身份意识能招来许多的麻烦。

其中，最大的麻烦便是杀身之祸。

面对杀身之祸，韩信并不紧张。

相反，他还当着众人的面，称倘若自己死了，那么刘邦便拿不下天下。

此话传到刘邦耳朵里，也开始疑惑韩信究竟是何等高人。

但看过之后，以貌取才的刘邦实在不能接受身材瘦小的韩信。

于是，他草草打发其去做了个管理粮食的小官。

见此状况，韩信生出了不辞而别之意。

萧何得知韩信离去之后，立即快马加鞭地去追韩信。

此时南下的韩信已经出了南郑城，正困于“寒溪”。

“寒溪”本是一条水流量不多的河流，位于今天的四川南江境内。

韩信离去的那晚，天降大雨，河流流速变得湍急，河流水量也增加了不少。

也正是因为天意如此，萧何最终追上了韩信，替刘邦留住了拿天下的大才。

汉朝建立之后，人们为了记住萧何追韩信的壮举，特意在此处放置了一块石刻。

称之为“截贤岭石刻”。

难道在南江截住了韩信，便可以将“汉族”名称的源头归之于它吗？

当然不是，萧何在此处追到韩信，确实对汉朝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韩信在南江为刘邦练就了一支相当精锐的部队。

这为刘邦日后开拓疆土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信被追回后，刘邦拜其为大将军，负责军事训练。

为了避开项羽的耳目，韩信特意在南江米仓山、香炉山两山环抱之间，建起了一座不易被发现的大坝。

同时，他还修了一座木石城供士兵们秘密的军事训练。

在双重掩护下，刘邦集团的军事实力大增。

就此摆脱了偏居一隅的尴尬境况。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南江，便成就不了后来的汉朝。

从“汉人”到“汉族”：民族称谓的出现

尽管汉代已经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中，往往是以“汉人”而非“汉族”作为称呼。

道理很简单，古代中国尚未真正出现带有民族性的称谓。

或者说还未有人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直至近代，“民族”这一概念才在西方首次出现。

那么，我国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在民族学的意义上使用“汉族”这一词汇的呢？

通常认为，对西学颇有体会的黄遵宪在其著述《驳革命书》中首次提到“汉族”，并区分了鲜卑族、蒙古族等族群。

这一称谓的改变，并不是出于崇洋媚外的心态，而是由于“汉人”的说法过于模糊。

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国都是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

只有在与匈奴这些部落打交道的时候，其才会强调“汉人”与“夷”的身份区别。

但就内部而言，“汉人”这一称谓并不是很能表述出彼此之间的差异。

而“汉族”强调的是个人的族群归属问题，能够更加直观、清楚地表明族裔之间的差别。

近代之后，中国走出自我的世界，才发现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因此，既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也是更好地走向现代化。

“汉族”这一称谓才逐步取代“汉人”的说法，成为当下时代最为平常不过的存在。

结语

看似如此简单的称谓，其中却隐含着巨大的玄机。

中国的主体民族命名为“汉族”，既是对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民族凝聚力、自信心的体现。

同样，“汉族”一词又可见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实际上展现的也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

参考文献

《通鉴》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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